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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试点“股田制” ——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二次聚焦“三农”,对推动我国农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讲话中也指出,如果没有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近年来,在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运行风险增加、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各领域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农业发展面临众多新的瓶颈,进而影响到“三农”发展的全局。展望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而我国新一轮的发展可以从农村改革入手,通过试点“股田制”等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践,并借鉴国际经验优化农业发展模式,以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进而带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

一、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新的瓶颈

(一)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发展滞后

  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配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文化、技术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逐步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农业现代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在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成为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和短板。

  当前,国内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测度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通常从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力素质、农业科技贡献率、农业生产能力、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等几个维度来衡量。从这几项指标的有关数据和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详见附表一)。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为38,排世界第65位。另据我国科技部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现代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大概有20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业现代化的科技水平、信息化水平、金融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

  受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影响,我国农村现代化水平也较低。农村总体缺乏规划,发展落后,曾有人用“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样尖锐的批评来形容我们当代的中国。在此分化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尤其是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很紧缺,条件非常差。在国外,甚至是人均GDP只有三百多美元的赞比亚,它的校舍相对于政府大楼和居民的房子也是最好的,而且有国家统一配发的校服。但我国的教育现状是,很多中小学的校舍还很破旧,教育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此外,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网点偏少、服务类型单一、贷款难度高、金融获取度低;农村的民主程度、参与社会管理程度、法制程度等也较低。

(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已严重扭曲,暴露出诸多弊端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制约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1)农地的集体内部均分制度,导致土地细碎和分散化现象突出,降低了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和利润率,制约了农业现代化步伐。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承包制不断将土地细分,难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目前中国人均耕地已缩小至1.5亩,14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而联合国的认定标准为,1亩耕地是维持一个人最低生存的基本条件,中国再继续细分土地已毫无意义。

  (2)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农村工业化产生矛盾。乡镇工业发展需要解决区域集中问题,而在征用土地建立乡镇开发区过程中遇到农户和经济合作社的抵制;由于土地价格的飞涨,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原来部分已经农转非的农民还要求倒流回农村。

  (3)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局面。土地的产权分散在自然村、农户手中,制约着镇一级和管理区对村镇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

2、我国的农地承包制度面临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复杂两难问题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农用土地一直是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土地,根据人口变化进行土地调整,就成为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内在需求。但问题在于,土地的频繁行政性调整不仅直接导致农业经营出现超小规模的状况,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地使用者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土地的粗放利用、破坏地力、降低土地产出。为此,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权,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农村村庄内部不同家庭间人口变动对土地调整的压力却不断呈现,《土地承包法》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3、中国独特的土地征收制度使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土地供应主体,伴随土地用途转变,政府替代农民集体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和城市土地的经营者

  在我国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律框架下,农地非农化的主体是各级政府机构,而非农地权属的主体即农村集体。政府成为农地转变为市地的唯一仲裁者,拥有从农村获得土地转换给城市使用的排他性权利。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不断强化,导致“土地财政”尾大不掉,在很大程度上推高房地产价格,并让耕地保护成为空话;过于宽泛的征地制度导致冲突不断,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危及社会稳定。

(三)高速城市化下,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老年化趋势日益突出

  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强壮劳动力投入到非农产业中,而把农业生产留给了妇女、儿童和老人。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6亿。现有的农业小规模生产、副业化和老年化已开始影响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它们导致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下降,影响农业机械化作用的发挥,妨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而且,受制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配套因素,农村人口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又不能实现完全迁移,外出务工经商者“离土”的机制无法启动,造成“离土不离乡”的局面,也极大影响了农村内部土地产权的稳定。

(四)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减弱,产业安全面临新挑战

  我国长期以来的托底收购政策、不断提高的生产资料成本、分散的小农经济,导致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20%以上,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减弱。

2013—2014年我国临时收储玉米6,919万吨,临时收储棉花629万吨,每吨棉花库存1年的利息和维护成本在2,000元左右;临时收储油菜籽油高达600万吨,若按市场价格销售,价差损失超过150亿元;食糖临时收储库存累计500万吨左右,隐亏估计超过200亿元。2006—2012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籽、甘蔗价格年均涨幅均低于同期成本涨幅,到2013年我国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价格。

  同时,受价差驱动,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激增,危及农业产业安全。“大豆之殇”便是其典型表现。由于我国大豆种植户均面积小,难有规模效益,生产成本比美国高30%以上,大豆市场则高度开放,比较效益下,国内大豆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因此,如何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推进的大环境,继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如何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和配套改革措施,建立相关的新机制和体制,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条件下完成 “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同时促进农村内部土地资源有效配置、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农地与农村宅基地的合理流转;如何克服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均成为协调城乡矛盾,促进农业现代化,并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城乡发展”目标的关键。

二、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历程及启示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基,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根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问题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解决好土地问题,变革好土地制度,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而带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关键。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唯有先行解释清楚历朝历代的土地变革,搞清楚各种约束条件,并适当与海外及当今中国的约束条件比较,才可能做出较为适宜的顶层设计。

(一)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历程

  中国的土地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的“井田制”,这是古代的一种国有制,“公田”、“私田”的所有权都属于周天子,用益物权或“承包经营权”则属于诸侯,其核心在于梳理了“生产关系”和“社会脉络”,明确了土地权属的分配、劳动力的运用和地租的征缴。之后的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保证了“私田”权益,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开创了延续近两千年的制度模式;但此时形成的“重农抑商”、小家庭政策,封闭了土地根本变革的可能性,此后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围绕租税利益的划分,而缺乏产权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变革。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后国共两党均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土地改革。但国民党没有很好地推进,到台湾后才进行了三次比较成功的土地改革。我党1946-1956年贯彻了“耕者有其田”,成立了合作社,在此期间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但1958年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的土地变相剥夺,一直到1978年的“去集体化”改革,让农民拥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近些年,在土地流转推动下,全国各地也推进了一些模式的土地改革,包括天津的宅基地换房、重庆的“地票”模式等,对于探索城市近郊或远距离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激活城乡要素市场、反哺“三农”、助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1978年小岗村废除人民公社搞土地承包制相比,均没有对整个农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革命性的作用。(详见附表二、附表三和附图一)

(二)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启示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土地制度变革各有特色,从几个重要历史节点的实践看,有若干启示值得我们去品味和思考。

  1、土地制度需因时而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前应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但在进行制度变革时,需在既定的目标下因地制宜,不宜全国“一刀切”,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达到目的,可减轻改革的阻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变革多与财政等因素相关(即所谓的税源、粮食和兵源),并未将土地制度安排与保护庶民的财产权利、平民的政治联系起来。现阶段的改革要让农民对土地拥有相对完整的产权,加快土地的灵活流转,并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制度成本。

  3、土地政策的设计要经过深入、实地的前期研究,计划先行;土地改革的实施要有法律政策的指导,更要有实际的行政推动力。历史上,一个新政权要稳固发展,必须要将行政深入到基层,直接与农民建立赋税关系,如果没有基层组织,不仅无法管理农民,也无法足额收税。

  4、农业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政府需降低税负,简化赋税品种,并实现赋税公平,切实保护农民权益。

  5、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对农业技术的推广、财富的积累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加强规模效益、机械化耕作、商品化生产、企业化经营、金融全方位支撑是促进现代农业的积极举措。

三、国外主要国家农业发展模式对比

  从全球来看,决定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工业技术水平三个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实证资料证明:世界上劳均土地在30公顷以上的国家,基本上走的是机械技术型道路;劳均土地在3-30公顷之间的国家,走的是生物技术-机械技术交错型道路;而劳均土地不足3公顷的国家,多数走的是生物技术型道路。具体看,由于国家和地区之间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差异,在三大类型之下,各国和地区农业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又各不相同,形成多种特色。目前,国际比较典型的模式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以色列模式、荷兰模式、台湾模式和德国模式。

图1: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一)美国:规模经营型模式

  美国幅员辽阔,耕地资源丰富,但农业人口相对较少,因此采用大规模农场经营的发展模式,亦称“大农业模式”和“石油模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机械化、规模化为途径,“规模化生产+市场机制+政府保护”。

表1:美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及优劣势

主要特点

优劣势

规模化农场经营

6000亩以上的大型农场由20世纪初的0.7%上升到20世纪末的9%,占耕地面积的65%;600-3000亩的中型农场由20世纪初的42.3%下降到20世纪末的37.8%,占耕地面积的比例由50.6%下降到17.9%。

优势:(1)美国模式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美国成为世界上输出农产品最多的国家。(2)专业化生产有利于降低成本,发挥地区优势。(3)健全的市场机制为农业健康发展提供基础。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完全依据市场变化进行调节,结构调整有的放矢;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使得生产厂商竞争激烈,坑农害农现象极少发生。

劣势:(1)能源消耗大,利用率低。美国每人一年中消费的食物,是用1吨汽油生产的;其农业生产方式需0.2-0.5卡的热量才能生产1卡热量的食物,而传统方式只需0.05-0.1卡热量。(2)财政负担大,积重难返。美国每生产1美元农产品需8美元投资,而钢铁工业只需0.5美元。(3)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严重依赖化肥和农药,畜牧业的高度集中饲养造成空中和地下水污染,大面积的连年机械单作造成土壤流失和地力衰竭。(4)单一作物种植减少遗传的多样性。

高度机械化和化学化

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世界第一。

1970年农业化学品使用量是1930年的11.5倍,1990年化肥使用量是1946年的6.1倍。

高度专业化和分工化

全美农业形成专业化的生产布局,生产服务也趋向分工专业化。

高度市场化

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市场化,生产资料和农机具供应充分市场化,农产品销售市场化,发达的农产品信息网络使农民把握住市场的脉搏,具有发达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规范的现货市场也保障了期货市场的运行。

农业社会服务形成严密网络

美国农产品协会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行业组织,负责建立批发市场,定期举办交易和展示会,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举办专题培训,与政府保持经常性联系,将“农、工、商、产、学、研”有机结合起来。

全美目前有4000多个农业合作社,80%以上的农民是社员,主要功能是为农民提供产、供、销环节的全方位服务。

重视农业科技和政府规范支持

农业科技贯穿生产各个环节,科研机构服务链完善,形成以科研、教育为后盾的农技推广体系,有计划地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农业企业家。

政府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进行农业投资补贴和信贷支持,51%的农场主通过信贷支持购置地产和从事农业生产,政府还有可持续发展农业赠款。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二)日本:集约经营型模式

  日本耕地面积有限,农业大规模生产受到限制,决定了其要走集约型发展道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核心,以加大技术和资金投入为特色,“小农经济+农协组织+科技教育+政府保护” 。

表2: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及优劣势

主要特点

优劣势

农协的组织保障与农民认证

日本农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对农协这个“政府代理机构”的大力支持。农协利用联合力量,承担起农业生产整个过程的大部分服务,将分散生产的农户同城乡结合的大市场有机连接起来,并在贯彻政府农业政策、保护农民利益、化解经营风险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农业认证制度提高了农民参与农业的积极性,强化了农业经营基础,提高了农业、农村、农民地位。

优势:(1)农协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升生产的专业化水平。(2)资源利用率高。通过因地制宜、规范指导、精耕细作、循环经济、全盘合作化的土地节约和劳动集约,以有限的土地投入获得高产出,为资源匮乏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借鉴。

劣势:(1)农协垄断经营降低产业竞争力。农协凭借对农用物资和粮食购销的特权以及农村金融市场的核心地位等优势,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综合性商社。垄断经营造成机构庞大臃肿,管理成本高昂、管理效率低下、市场应变能力迟缓,也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2)农户兼业不利于规模化经营和效率提高,造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

土地利用高效化、集约化

通过农户和国家两条途径有组织地对农田进行规划、改造和开垦、改良土壤,提高土地耕地面积和土地利用率;高度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备的农业灌溉体系,畅通农村交通运输;政府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推动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以推行适合国情的中小型农业机械为主循序渐进使农业机械化实施顺利开展,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化。

农业科技推广常态化、效益化

确定了优先水利化、化学化而后机械化的方针,并把生物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施肥方法的改进等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科研机构和专业设置齐全,设备和研究手段先进,经费充足,农业教育普及,劳动者科技素质较高;运用法律、财政政策等途径加强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扶持。

政府强有力的保护与扶持

财政金融手段:日本财政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目前投资比例已超过40%;并为农业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

法律手段:制定大量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法律,不断进行完善,并通过一系列经济和行政手段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

农户兼业

政府对农业保护,农民外出打工也会保留土地,兼业农户约占农户总数的85%。近年来,工业和城市的重新布局极大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为农户兼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三)韩国:工业反哺农业的行政化推动模式

  韩国土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农业耕地占国土面积的23%,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资源贫乏,因此确立了以工业立国的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依靠工业发展经济,并反哺农村和农业,走出了一条“新村运动+农协组织+科技教育+政府保护+出口导向”的快速农业现代化之路。

 

表3:韩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及优劣势

主要特点

优劣势

“新村运动”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韩国1971年发起“新村运动”,成为工业反哺农业,把城市物质文明以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推向农村的重要载体。

70年代初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重视硬件建设,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上;90年代以来,韩国掀起新一轮农村建设高潮,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

优势: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和社会稳定。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盘剥农业以培养工业”的历程,结果导致农业逐渐萎缩,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陷入困境。韩国推行“新村运动”,以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城市支援农村,在农村硬件和软件上先后发力,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水平。

劣势:(1)农业保护扩大财政赤字,降低货币政策灵活性,也助长了农户对政府的高度依赖。(2)自上而下的“新村运动”使地方自主权下降。(3)“出口第一主义”降低农产品自给率。目前,畜产品中,除牛奶和鸡蛋基本保证自给外,牛、猪、鸡等肉类的自给率都不足50%。

完整、有效的社会服务体系

韩国自上而下设立三级农业服务体系,中央、道和市郡三级农业服务机构把科研、推广与培训工作纳入统一管理程序,统筹安排使用人力、物力与财力,减少中间环节,避免部门之间的摩擦和推诿,提高工作效率。

1957年成立农协,经营内容包括供应事业、销售事业、技术推广事业、农产品加工事业、金融事业等,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

支持“绿色革命”,重视农业科技和教育

1967年韩国掀起了以普及新稻种为中心的大米自给运动,并开始了“绿色革命”。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新品种及其栽培技术迅速普及。

重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事业:建立全国性的农业信息网络;通过交流会和学习班定向培养农业接班人和农村指导员,尤其对青少年进行热爱农业、热爱农村的教育;利用各种设施和手段对农民进行专业技术、经营管理、农业政策等方面的培训。

农业保护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农产品和农业机械的流通条件;鼓励大城市的工厂和服务行业往“农工地区”迁移;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二三产业;利用“绿箱政策”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产品高附加值,出口导向

国际贸易自由化加剧形势下,为保住国内农产品市场并打入国际市场,韩国政府把发展高附加值农业作为突破口,重点发展“区域特产”和设施园艺。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四)以色列:以节水为中心的高科技模式

  以色列人口密度很高,土地资源却十分贫瘠,国土总面积45%是沙漠,另一半不是高山就是森林,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耕地;以色列水资源也极其贫乏,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水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 然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外加阿以冲突持续不断的周边环境,以色列依靠“资源节约+科技引领+政府引导+可持续发展+生产高度集约”的农业发展特色,创造出了“沙漠奇迹”,受到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

表4:以色列模式的主要特点及优势

主要特点

优势

发挥科技的力量

以色列农业增产95%靠科技。滴灌技术克服缺水现实: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而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无土栽培技术弥补土地资源的不足:将蔬菜等作物种植在完全人为控制的“人工气候室”中,摆脱栽培条件限制,避免用土壤作为生长介质引起的病虫害问题,更有利于控制灌溉和农业机械化;分子遗传学、基因工程、细胞和组织培养法、“遗传调节”等生物技术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优势:(1)节约理念促进科技创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色列所有的国民生产都以耗水量为主要衡量指标,通过发展节水灌溉和采用土壤覆盖保护,地区生态条件得到迅速改善。(2)产学研高度结合,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以色列很多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管理者都是著名科学家或资深专家;技术推广服务人员主要工作场所是农场、田间、果园,科研一旦取得成功,通过建立示范点迅速进行实地推广;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他们不仅懂技术、会操作各种机械,懂电脑和网络,甚至可能担任着政府农业技术部门的顾问或推广人员。

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和支持

建立起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组织紧密配合的农业科研体系;重视教育培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占47%,大力发展中等专业学校,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经常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开拓国际市场:农业部每年斥巨资在各国做广告,建立销售网络,密切追踪调查国外市场情况,进行市场预测,制订出口计划,批准新的项目,引导农民与国际市场接轨,对那些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的新品种给以特别奖励。

发挥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

减少对土地资源要求较高的粮食作物的种植,改种和增种对土地资源要求较少、但对技术要求较高、产值高的蔬菜、水果和花卉,利用季节差价开拓欧洲市场。目前农业正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继续减少常规农作物面积,大力发展特种水果和蔬菜;另一方面发展生物工程系列产品。

注重可持续发展

有计划地开发荒地、坡地和沼泽、滩涂,以改善自然环境; 通过增加植被种植,绿化沙漠,科学使用农药、化肥等改善土质土层结构;通过“三污”回收与治理,以改善空气、环境和海水的质量; 通过北水南调工程,改善全国的水资源配置。以色列农业结构中,基本形成了粮食、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协调发展的良性态势。

生产高度集约化

土地高度集约: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所有,不允许买卖;水资源利用高度集约:污水处理再利用程度很高,城市污水处理净化后用于农业灌溉;生产组织高度集约:具有高度集约化的基布茨(集体农庄)和莫沙夫(私有农场),同时整个国家农业生产经营实现订单生产。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五)荷兰:比较优势下的专业化生产模式

  荷兰人多地狭,土地十分珍贵。依靠精耕细作和“高附加值作物+集约化、专业化生产+政府引导”的农业发展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9月30日
每股净资产 11.11元
总股本 437.82亿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354.62亿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83.20亿股
2021年1-9月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87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 0.75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9.29%

投资者关系联络

电话:8610-58560975(北京)

   8610-58560824(北京)

传真:8610-58560720(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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