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回顾
　　2015年全球经济在曲折艰难中前行
　　2015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第7个年头，世界经济仍深受危机拖累，复苏之路艰难曲折。IMF预计　　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1%，低于2014年0.3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已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尽管除美国外主要发达国家仍在进行大规模需求刺激，但政策效力开始递减。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尚未形成带动经济走出低迷的主导力量，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失业、高负债仍困扰着全球经济复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盘整期，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和宏观政策呈分化趋势。各国逐步走出危机后的贸易保护期，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步伐加快。
　　发达国家的整体复苏进程要好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复苏进程良好，加息日渐临近；欧元区在QE政策下走向复苏，但通缩阴影仍在；日本虽处于微弱增长和衰退的反复之中，但好于2014年的整体衰退。整体看发达国家在2015年的复苏形势要好于2014年，IMF预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2%，好于2014年2.0%的增速，世界银行则预计高收入国家2015年将增长2.0%，好于2014年1.8%的增速。
　　发展中国家受到遭受资本外流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冲击，整体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滑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不对称冲击，巴西、俄罗斯等资源输出国遭受重大打击，收入来源持续下滑，通胀不断攀升，而印度、中国等资源进口国则相对获益。IMF预计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增长4.0%，低于2014年的4.6%，世界银行则预计发展中国家2015年将增长4.4%，低于2014年的4.6%。分地区来看，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速小幅放缓，IMF预计2015年将增长6.5%，低于2014年的6.8%；中东北非地区仍受政局不稳和恐怖主义困扰，IMF预计2015年将增长2.3%，低于2014年的2.6%；撒南非洲受资源价格下降冲击较大，发展显著放缓，IMF预计2015年将增长3.8%，大幅低于2014年的5.0%；拉美地区陷入衰退，IMF预计2015年经济将收缩0.3%，而2014年则为增长1.3%。
　　全球经济的失衡加剧和对需求管理政策的过度依赖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而中东等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又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纷纷采取了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过度依赖资源输出而忽视结构性改革，引发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在美国经济率先复苏与随之而来的加息预期下，结构改革相对迟缓的国家必然陷入减速甚至衰退的泥潭。此外，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前有俄乌冲突，后有叙利亚危机和恐怖主义的扩散，都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美国经济温和复苏，加息箭在弦上
　　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复苏。2015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分别同比增长2.9%、2.7%和2.2%，环比折年增速则分别为0.6%、3.9%和2.1%，预计全年经济增长或达2.6%左右，较2014年提升0.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美国实体经济运行平稳，工业产出保持小幅增长，但三季度以来的增长势头有所下降，在生产端出现了一定疲软迹象。11月ISM制造业PMI意外回落至50%以下，为48.6%。需求端仍比较旺盛，消费保持快速增长，三季度个人消费拉动GDP环比折年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了GDP增长的绝大部分；房地产市场复苏良好，新屋开工与销售均保持高位。美元升值对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今年以来出口增速始终为负增长。
　　就业与通胀水平的回升成为美联储加息的重要支持依据。一是通胀保持温和水平。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影响，2015年美国CPI保持低位，年初还出现了负增长。但剔除食品与能源后的核心CPI保持小幅回升，不断接近2%的目标。10月份CPI同比、环比均上涨0.2%，与预期持平；核心CPI同比上涨1.9%，环比上涨0.3%，符合预期。就业大幅好转。2015年美国失业率由年初的5.7%下降到11月的5.0%，11月新增非农就业21.1万人，好于20万人的预期，创今年以来最高增幅，唯一不足的是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由年初的62.9%下降到11月份的62.5%。通胀与就业数据增加了美联储在12月份启动加息的可能性。
　　12月加息箭在弦上。11月非农和私营部门就业人口均好于预期，且前值都被上修，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复苏势头良好。加之失业率持续处于低位，劳动参与率有所反弹，小时工资环比上升，这些都为美联储在12月份启动加息提供了理由。而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期在美国国会作证时也明确提到，12月加息是现实可能的选项，并认为油价和进口对通胀的拖累将在2016年消退。如推迟加息，可能会导致通胀超出目标和扰乱紧缩周期。不过她同时表示，美联储可以在加息之后再调头降息，加息只会在经济增长高于趋势的情况下进行。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美联储牢牢掌握着货币政策的主动权，12月中旬加息的概率进一步上升。
　

欧洲经济走向复苏，通缩阴影仍在，QE政策加码
　　QE政策带动欧元区走向复苏，但三季度以来动能减弱。2015年初实施QE政策以来，受益于低能源价格、低利率和低汇率的影响，欧元区逐步走出了经济停滞和通缩泥沼。2015年前三季度欧元区GDP分别同比增长1.3%、1.6%和1.6%，环比折年增速则分别为2.1%、1.4%和1.2%。预计全年增长1.5%，比2014年提升0.6个百分点。欧元区外英国经济保持稳定复苏势头，前三季度分别同比增长2.7%、2.4%和2.3%，环比折年增速则分别为1.5%、2.6%和1.9%。预计2015年全年增长2.5%，虽低于2014年的2.9%，但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仍属于较高水平。
　　三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整体减速，仅法国增速提升。德国环比折年增长1.3%，较二季度放缓0.5个百分点；意大利增长0.8%，较二季度放缓0.3个百分点；西班牙增长3.2%，较二季度放缓0.8个百分点；葡萄牙增长0.1%，较二季度放缓2.0个百分点；希腊受资本管制影响，三季度经济增速回落至-3.5%，较二季度下降4.8个百分点。法国增长加快，由二季度的0.2%上升至三季度的1.4%。
　　四季度欧元区整体仍保持微弱复苏态势。11月欧元区整体PMI为52.8%，较10月回升0.5个百分点。消费保持温和增长，10月零售同比增长2.5%，较9月回落0.4个百分点；消费者信心回升，11月为-5.9%，较10月回升1.6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大幅下滑，9月欧元区出口同比增速由8月的5.5%下降至0.9%，是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进口同比增长-1.0%，是今年2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通胀水平仍保持低迷，是欧元区继续保持并加码QE的主要因素。尽管年初以来的QE政策阻止了物价水平进一步下滑，但通胀仍然保持低迷，11月份欧元区CPI同比增长0.1%，环比下降0.2%；核心CPI同比增长0.9%，环比下降0.2%。欧央行12月议息会议决定将边际存款利率从负0.20%降至负0.30%，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0.05%和边际贷款利率0.30%保持不变，同时延长QE政策至2017年3月，但并未扩大购债规模，低于市场预期。未来欧央行的宽松工具仍有一定选择空间，其中包括已经实施的降息至负值、扩容QE规模，以及双层存款利率和购买捆绑信用风险贷款一类相对深入的宽松措施。

日本经济在微弱增长与衰退之间反复不前
　　2015年日本经济并未取得太大起色。前三季度GDP分别同比增长-1.1%、0.7%和1.6%，环比折年增速则分别为4.4%、-0.5%和1.0%。预计全年增长0.6%，比2014年提升0.7个百分点。三季度日本GDP上修后避免了技术性衰退。当季GDP季调环比折年率由初值的-0.8%上修至1.0%，从而勉强避免了日本陷入安倍经济学以来的第二次衰退。
　　四季度日本经济增长动力仍显不足，产出与需求均有回落迹象。工业产出保持低位，10月份工业产出同比下降1.4%，跌幅扩大0.6个百分点；消费仍疲弱，10月份商业消费额同比下降0.8%，但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为41.1%，较9月份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预示未来消费可能稍有回升。海外经济的疲弱进一步拖累复苏，10月份日本出口下降2.2%，较9月增速回落2.8个百分点。整体看四季度日本经济难有大的起色，可能出现零增长。
　　通胀水平远低于2%目标，超宽松货币政策仍将持续。10月份日本CPI同比增长0.3%，环比下降0.1%，核心CPI当月同比下降0.1%，环比持平。11月19日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从中期看，能源成本下降以及出口疲软等因素可能使日本通胀率远低于2%的目标水平，安倍已经提出新的刺激政策，日本央行仍有加码宽松的可能。
　

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增长回落，“金砖国家”表现严重分化
　　受需求回落与资本流出困扰，新兴市场国家增长普遍回落。由美国加息预期引发的资本外流，以及美元升值导致的大宗商品熊市与外债激增，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了巨大冲击。再加上内部基础设施短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政策空间受限、增长模式缺乏后劲等结构性问题，新兴经济体普遍增长乏力。不久前，高
　　巴西深陷滞胀泥潭。2015年前三季度巴西经济持续负增长，分别同比收缩2.0%、3.0%和4.5%，预计全年将出现3%的负增长，是1996年改用现有统计制度以来最大衰退幅度，而2014年为增长0.1%。同时，通胀加剧，已由年初的7.1%上升至11月的10.5%。在面临较大滞胀风险的同时，资本流出压力不断增大，巴西雷亚尔是今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兑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已累计贬值46%。税收大幅减少，今年巴西财政预算赤字已飙升至GDP的逾9%，创下20年来最高。
　　俄罗斯受能源与经济制裁打击拖累保持衰退。2015年前三季度俄罗斯GDP分别同比收缩2.2%、4.7%和4.2%，预计全年可能出现3.8%的负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对其单一的经济结构冲击较大。地缘政治也对俄罗斯经济形成拖累，去年以来俄罗斯一直面临与乌克兰冲突而导致的西方制裁。下半年开始，俄罗斯又陷入叙利亚危机。此外，俄罗斯还面临比巴西更高的通货膨胀，11月CPI已高达15.0%。
　　南非经济增长小幅放缓。2015年前三季度南非GDP分别同比增长2.2%、1.4%和1.0%，预计全年可实现1.4%的经济增长。南非作为资源输出国也受到了资源价格下降的冲击，但其经济结构相对合理。电力短缺问题和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南非的经济发展，电价的上涨也提升通胀水平，11月南非CPI升至4.8%。
　　印度经济增长在“金砖国家”中表现良好。2015年前三季度印度GDP分别同比增长7.5%、7.0%和7.4%，预计全年可实现7.3%的经济增长。国际油价下跌带来的收入效应推动印度消费快速增长，财政收入与贸易条件不断改善。莫迪上台以来，印度正不断推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力争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值得注意的是，三季度以来印度通胀受需求增长影响加大，并超过了上游价格下跌的影响转而上升，10月印度通胀水平升至6.3%，经济可能存在过热风险。
　　其他主要国家经济情况。韩国三季度GDP同比增长2.7%，较二季度加快，预计全年增长2.5%，低于2014年0.8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7%，较二季度加快，预计全年增长4.7%，低于2014年0.3个百分点；马来西亚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7%，较二季度放缓，预计全年增长4.7%，低于2014年1.3个百分点；越南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5%，较二季度加快，预计全年增长6.5%，高于2014年0.5个百分点；墨西哥三季度GDP同比增长2.6%，较二季度加快，预计全年增长2.3%，高于2014年0.2个百分点；尼日利亚三季度GDP同比增长2.8%，较二季度加快，预计全年增长3.1%，低于2014年3.2个百分点。

二、2016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全球经济继续呈现深度结构调整特征
　　全球性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供给侧的失衡。从表面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表现出的是全球性的需求不足，但背后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从资本面看，危机后遗症依然残存，全球经济仍难以恢复到高增长轨道上来。明年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的第8个年头，但全球经济可能依然增长乏力，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仍未完全摆脱。一方面金融危机后生产资本投资难以快速恢复，信贷政策将长期趋于避险偏好而变得更加严格。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救助工作显著提升了公共部门的债务水平，导致长期的财政紧缩及更加严格的政府支出。
　　从劳动力看，人口老龄化与全球经济不平衡加剧了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高收入国家陷入“低生育陷阱”，而高生育国家则陷入“低收入陷阱”；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伴随的深度衰竭与长时间的失业阻止工人寻找工作并迫使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长时期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全球技术、制度红利有减弱趋势。尽管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新能源技术取得了较大突破，但这些突破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其再工业化战略导致全球技术转移受限。再加上前几年发展中国家陷入享受资本流入和输出资源的“陷阱”，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同时，大量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倒退。
　　因此，这种全球性的需求背后的原因在于供给侧，显然不是单纯的需求刺激措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能解决。而当前全球各国的需求侧经济刺激政策均没有对症下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全球经济要彻底走出此轮困局，必须致力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不同步与债务问题将普遍困扰各国
　　各国复苏进程仍将两重分化。第一重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分化，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将继续领先于新兴市场国家。第二重是在发达国家内部和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也将继续分化。在发达国家内部，目前美国经济的复苏态势较好，而欧元区与日本复苏进程仍较为艰难。在新兴市场内部，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增长较快，而巴西、俄罗斯等国仍难以走出衰退。
　　全球货币政策不同步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这将加剧全球经济的失衡问题。目前来看，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在未来还有扩大的可能；美国由于复苏进程较快，将率先加息，可能导致全球资本回流而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收缩和去杠杆化；部分资源输出型新兴市场国家则在高通胀中收紧货币政策，将面临滞胀风险。
　　高债务问题仍将困扰各国。政府对危机的救助以及高福利政策使许多国家主权债务压力加大，希腊、日本等国债务率保持高位，尤其是希腊在2016年仍将面对债务到期问题。“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福利化”进程还要持续数年，将显著拖累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

全球贸易规则重塑和地缘政治冲击仍将影响复苏进程
　　全球贸易规则重塑使得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遭遇挑战。在WTO等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之外，目前有关国家正在积极构建区域化的贸易投资体系，而这些体系可能形成新的竞争，从而使得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遭遇挑战。除了较早成立的东盟、欧盟、北美、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贸易组织外，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欧日自贸区以及中欧自贸区等新的贸易投资体系正蓄势待发，意图逐渐取代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平台。这种区域性贸易投资协议竞争加剧的格局，使得未来国际贸易或投资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明显上升。
　　地缘政治冲突将带来不稳定因素。随着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经济和战略资源正在逐步东移，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组，东西方冲突、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仍将产期存在，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纷争增多且更加复杂，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不断显现，地缘政治变化及再平衡风险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主要国家2016年经济走势展望
　　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复苏，但加息进程将极为缓慢。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经历了深度的结构性调整，得以从危机中率先复苏。然而，其复苏将不断受到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拖累。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来看，美国经济脱离全球基本环境而“一枝独秀”的格局难以持续。假设美国经济进入高速轨道，美元汇率的上升将严重打击其出口，并阻碍本土制造业的回归，从而放缓复苏脚步。因此即使美联储进入加息进程，预计其进程也将极为缓慢。整体看，预计美国2016年全年经济增长2.7%，略高于2015年。
　　欧元区仍在低增长区间徘徊。欧元区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原因在于其经济结构调整并不充分，复苏主要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需刺激以及QE政策的内需刺激。2016年欧元区复苏仍将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希腊债务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仍将困扰经济复苏；二是地缘政治困扰犹在，包括难民问题、俄乌冲突、恐怖主义等因素；三是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包括老龄化、国家间的经济融合等问题。预计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1.6%，略好于今年。
　　英国经济增长面临减速。英国经济的复苏依赖于房地产、金融、旅游等产业，而制造业占经济比重逐年下滑，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弱于美国。2016年英国经济增长可能有所放缓，对此英国央行的加息决定也将推迟。预计2016年英国经济增长2.2%，较今年有所回落。
　　日本经济仍将在微弱复苏与衰退中徘徊。安倍“旧三支箭”逐步失去效果，而“新三支箭”（第一支是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第二支是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第三支是安心的社会保障）更致力于从社会层面出发改善影响日本长期增长的结构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但目前来看安倍要实现宏伟目标仍需跨越三道坎。一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二是外部环境承压，三是结构性改革短期难以见效问题。预计2016年日本经济将微弱增长1.0%，略好于今年。
　　“金砖国家”继续分化。印度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随着美联储的加息，也将面临一定资本流出压力，预计2016年印度经济增长7.0%，略低于今年的增速。俄罗斯与巴西的经济衰退将有望缓和，国际能源价格的下降空间有限，2015年或将是俄罗斯与巴西最糟的情况，预计俄罗斯2016年经济收缩0.5%，好于今年。巴西召开里约奥运会能起到一定刺激作用，预计其2016年经济收缩1.0%左右，同样好于今年。南非保持低速增长，电力短缺和基础设施的落后将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预计其2016年经济增长1.3%左右，与今年持平。
　　整体看，IMF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6%，快于今年的3.1%；世界银行预计2016年增长3.3%，快于今年的2.8%。从近期的全球经济走势来看，未来该增速有下调的可能性。

三、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回顾
　　2015年既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年，又是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一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酝酿“十三五”规划宏伟蓝图的一年；既是经济持续下行的一年，又是结构持续优化的一年；既经历了股灾和资本流出的严峻挑战，又迎来了利率市场化和加入SDR的丰硕改革成果，2015年注定是悲喜交加、值得回味的一年。

GDP告别7时代，经济“新常态”特征尽显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突出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一样，开始面临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压力；刺激总需求的各种宽松政策逐步乏力，负面效应愈加突出；要素供给不断下降，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对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形成了巨大压力。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分别同比增长7.0%、7.0%和6.9%，季调环比分别增长1.3%、1.8%和1.8%，其中三季度增速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首次跌破7%。从四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制造业PMI徘徊在50%以下，资和出口增速仍显现回落趋势，物价仍面临通缩压力。预计四季度当季GDP同比增长6.8%，全年增长6.9%。
　　从产出端看，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下行的压力最为显著。前三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同比增长5.9%，较去年同期减缓2个百分点。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其中制造业同比增长7%，均呈现逐月下滑态势。反映实体经济的克强指数下滑更为明显，1-10月克强指数累计同比增长1.8%，其中工业用电量累计同比下降1%，铁路货量累计同比下降11.9%。制造业景气程度持续下降，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PMI在8月转入50%荣枯线以下，11月进一步下滑到49.6%，在微观层面显示出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困难。
　　从需求端看，消费、投资与出口均出现下滑。1-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同比增长10.6%，较去年同期放缓了1.4个百分点。但从当月来看，我国当月消费同比增速由二季度的低点开始回升，11月份居民消费同比增速已升至11.2%，较4月份10%的低点回升了1.2个百分点。消费在三大需求中相对稳定，除了其本身具有一定刚性外，也与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有关。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
　　与消费相比，投资增速则出现了明显下滑。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2%，较去年同期放缓了5.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仅1.3%，较去年同期放缓了10.6个百分点，当月增速甚至出现连续四个月的负增长；制造业投资1-11月同比增长8.4%，较去年同期放缓5.1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1-11份同比增长11.0%，较去年同期放缓6.1个百分点；即便是增长较快的基础设施投资，1-11月同比增长18.0%，也较去年同期放缓2.8个百分点。考虑到12月份投资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预计201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0.1%。
　　受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影响，我国出口增长也出现了持续的负增长。1-11月我国累计实现出口2.0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3%；实现进口1.51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5.1%；1-11月累计实现贸易顺差5391亿美元，同比增长61.8%。贸易顺差的增加来自于进口的大幅减少，而非出口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需求衰退型顺差特征。从出口的地区来看，1-11月对美国的出口累计同比增长4.1%，对日本累计同比大幅下降了9.6%，对欧盟累计同比下降了4.6%，对东盟累计同比增长了3%。对日、欧出口大幅下降一方面有欧、日经济下滑导致需求下降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对日元、欧元的大幅升值也是原因之一。四季度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预计12月份进出口形势难有大的起色，预计全年出口同比下降2.8%，进口同比下降15%。
　　居民消费价格保持低位，工业领域通缩压力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下通缩压力凸显，三季度GDP平减指数同比下降0.66%，低于二季度同比增长0.09%的增速，也是继一季度后再次出现负增长。GDP平减指数包含了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各个行业和生产环节，能更全面地反映整体通胀形势，其同比负增长反映了当前经济确实存在一定通缩压力。从各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平减指数同比上升0.67%，第二产业平减指数同比下降5.27%，其中工业同比下降5.71%，与PPI基本一致，第三产业平减指数同比上升3.0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低位，1-11月我国CPI累计同比增长1.4%，其中食品同比增长2.3%，非食品同比增长1.0%。其中非食品价格更接近核心CPI的概念（当中能源的占比较小，可忽略），也显示出一定的通缩压力。1-11月PPI同比下降5.2%，且连续45个月负增长，显示工业品领域通缩压力更大。预计全年CPI同比增长1.4%，PPI同比下降5.3%。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中国经济增长虽告别7时代，但稳中有进，不乏亮点。经济逐步探底的过程，也是结构加速调整的过程。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反映出了“新常态”的另一面。
　　一是消费起到了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这与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长、就业稳定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从前三季度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去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从月度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的速度要显著快于消费增速。
　　二是服务业表现抢眼。第三产业成为拉动GDP的主力，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1.4%，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重高10.8个百分点。服务业细分来看，与传统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行业增长相对较慢，金融与其他服务业增速较快。三季度金融业同比增长16.1%，约拉动GDP同比增长1.3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同比增长9.5%，较二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拉动GDP同比增长1.8个百分点，超过金融业。其他服务业主要包含科研咨询、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均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是工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兴产业逆势崛起。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10.2%，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8.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2.8%，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长10.3%，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0、22.0、6.6和4.1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5.8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2.5%，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快4.2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2.6%，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快11.4个百分点。
　　四是居民收入增长较为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2%，实际增长7.7%，分别高于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2.6和0.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5%，实际增长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速。
　　五是新动力、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产品生产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增长194.5%；智能手机增长19.8%，智能电视增长46.5%，增速远超传统产品。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6.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34.7%，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43.6%。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有所加强
　　一是货币总量增速较快，为实体经济提供较为宽松的空间。截至11月末M2余额137.4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3.7%，达到过去17个月的最高水平，较上月提高0.2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也提升了1.4个百分点。M1余额38.76万亿元，同比增速达15.7%，创下2010年12月以来最高纪录，较上月提升1.7个百分点，较去年更是大幅提升12.5个百分点。结合三季度GDP增速与CPI增速来看，当前货币供应与需求的差距（M2增速-GDP增速-物价增速）大约在5.5左右，从历史看处于“稳健偏宽松”区间，货币供应总体较为充裕。
　　二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合理增长，但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减少。11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35.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1%，增速快于去年同期3.5个百分点。1-11月累计新增人民币存款14.2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6.24万亿。1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93.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增速快于去年同期1.5个百分点。1-11月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11.1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04万亿。尽管新增贷款同比增加较多，但其中包含了近万亿证金公司在7月份救市的资金，若去除此部分，贷款增长速度将有所下降，反映出银行业存在一定的惜贷现象。1-11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3.4万亿，少于去年同期1.25万亿，在新增贷款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社会融资规模减少主要源于“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通常“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成本要显著高于银行体系，因此整体看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降低。
　　三是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有所降低。贷款利率继续下行，9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70%，比6月下降0.35个百分点，比上年12月下降1.08个百分点。11月民新指数制造业总体融资成本指数下降至49.3%，非制造业下降至49.5%，均低于50%荣枯线，反映微观层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已开始降低。

经济下行倒逼改革加快推进
　　一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十三五